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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葛剑雄:为学四十载

归档日期:06-20       文本归类:姜亿华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葛剑雄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本文为该讲座的整理稿,限于篇幅,内容有删节。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最近经常有机构、学校要我讲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不敢讲,对于改革开放我个人不能说我已经都理解了。而且中央的纪念会要年底才开,我不知道中央怎么分析怎么定。那么要我讲的话,我要讲什么呢?对我个人,这四十年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在这四十年中,我从一个中学教师变成了大学教师,高中学历变成博士学历,从主要以基础教育为主变成以科研为主,这四十年的变化,用一句话总结:超出了我原来的梦想。四十年前,哪怕我最美好的梦想,我都想不到我自己会有这个变化。

  我是1978年11月份到复旦大学报到的,因为那时候研究生招生比较晚,所以11月份才开学。就这一步已经超过了我原来的梦想。我是1945年出生,以前有一句话叫“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虽然生在旧社会的尾巴,但主要是长在红旗下。我们年轻的时候,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要学苏联,我们通过课外读物建立的梦想就是国家电气化。我自己呢,一直到念高中,才有了要上大学的想法,而且慢慢明确了,我的目标是北京大学,要选择古典文献专业。但我在高中快毕业时受到一个重大打击。我生病了——肺结核,要休学。休学了一年半,到了毕业之后,体检不合格,不能参加高考,只得去工作了。我的教龄在复旦大学我的同龄人中是最长的。我从六五年开始做教师,到现在五十三年。

  在文革中间,我当时唯一还保留下来的梦想,就看这辈子还能不能上大学。最后连这个梦想都破灭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大学恢复以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这里主要说的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我要念文科的,但文科没有啦,但后面讲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当时的学校只招工农兵。工农兵是要单位推荐的,我们中学教师已经不属于工农兵了,我们这些教师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我当时知识也不多,也只有一张高中文凭。等到1977年中央恢复高考,我想这是梦想要实现了。新的好消息传来了,当时中央宣布不拘一格降人才,马上开始招研究生。高考规定要高中毕业证书,招研究生什么都不要,只要你能考上。后来我发现北京的一个同学,他什么学校都没念过,从小他父亲教他,他也考上了。还有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他只有初中文凭也考上了。你们真的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知道这个消息是多么高兴。我就是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考上了研究生。这已经超过我的梦想。当时做梦也只是能够进大学,居然成了研究生。但是1978年到现在这四十年,我就是当了研究生的时候也不会想到,国家、个人会有这样快的发展。这就是改革开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具体的表现。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个人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惠者。

  当我进了学校以后,学校里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还没有毕业。学校还留着许多文革的影子。比如校园里很多草坪都是种庄稼的。中间,草坪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文化,这么好的地方长着这么多的草,所以草坪都种上了黄豆、豆角。另外当时还是经常政治学习的,往往政治学习比上课的时间还长。那一年同志的讲话传达下来,要保证大学的老师和科研人员每个星期六天工作时间中至少有五天可以用于业务,政治学习可以用一天。大家说这个怎么做得到呢?那么现在呢,连这一天都不硬性规定了。

  特别是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们都有点不相信,难道拨乱反正真的是这样的吗?但是后面的事实说服了我们。比如我们历史学界,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要编一个中国历史地图集,当时要修订,他提出要改掉以前在文化革命中间,强加在地图上不实事求是,不符合历史的地方,同时要能够体现中国的历史是我们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汉族可以画它历史上曾经到达的范围,那么其它民族为什么不能画呢?所以他提出要画一幅藏族在公元九世纪所到达的范围。虽然他是主编,可是这个提议还没有送到上面去,好几位同事就反对。他们说:“这不行,你这样画,要被他们利用。他们在鼓吹建立大藏区。你现在把它画出来,那不是给他们利用吗?”我老师就问他们:“我不画,他们不是已经在做了吗?我们画了反而说明我们对历史是实事求是的。我们画的范围遵循历史事实。”后来这个事情被人报告到中央总书记那里,做了批示,大概意思是说历史就是要实事求是,我们认为谭其骧老教授意见是对的。这个消息传下来,我的老师感到出乎他的意料。他原来认为这样的事情,上面要么不表态,要么是否决结果。所以后来他叫我帮他整理入党体会,为什么年过七十还要入党(他入党的时候已经七十多了)。他总结了几条,其中有一条就是他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而且真的是要解放思想。这样的事情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争议很大,最后党的领导支持了他,他对党就更加有信心。

  那我自己呢,到了1988年,为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开了一个大型的理论讨论会。这个理论讨论会是逐级开的,上海开,中央开,全国开,公开征集论文。我就提交了一个论文:《统一分裂和中国历史》。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但是呢一直争议很大。我把这个观点写成文章,在上海登出来。我拿着这篇论文在北京大兴参加了大兴的这次讨论会。当时全国历史协会最后选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我的这篇,一篇是罗隆基教授讲历史多元发展。我后来知道罗教授曾经被打成,他的这个观点得到重视,他在晚年就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做出了很多研究成果。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对这些历史问题不要说是研究,碰都不敢碰,因为我们有教训啊。我亲身体会到,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就体现在我们学术研究上。

  改革开放给我们的机会还表现在国家重视文化教育、重视学术研究。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了以前不能想象的条件。我是1996年开始当我们这个研究所所长,2007年卸任。我刚当所长的时候,学校拨给我的年度经费8000块钱。8000块钱能干什么呢?当时飞机票没有涨价的时候,上海到北京是64块。后来第一次涨价就涨到140块,到现在一千多块。那时也很简单,我干脆每个教授一人三百块全部分掉好了,根本没有想到研究所还可以组织什么。以前只有国家任务,当时要编历史地图集,上海市委马上拨出一百万。那时候一百万可不得了,现在一亿不止。毛主席交代的事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其他的呢,根本不可能。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年纪大一点的老师都还记得,那时候理论性的科研成果不受重视,教师待遇低,研究导弹不如校门口卖茶叶蛋的。

  国家1997年开始实施211计划,然后是985。211计划一实施,我们所每年的经费我一算超过100万,等我离开所长的位置,2007年我们各种经费累积已经超过一千万。今天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学科,和他们比起来毫不逊色。理科我不知道,像文科来讲,无论是经费、办公条件,教师出国交流的机会,甚至重要人才的待遇比美国还高呢。我每年都要去美国两三次,随时在比较。改革开放带来我们这方面的变化的确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一个人要取得成功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个人的天赋。到了同学们这个阶段,我们要实事求是。以前我教中学,中学老师总是骗学生说天才出于勤奋,没有天才你再勤奋也受限,但是我反对把天赋说的太高。在座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天赋,比别人强的地方,尽量扬长避短。有些人逻辑能力比较强,有些人动手能力,有些人模仿,有些人记忆力……这就是你的天赋。没有天赋,念到研究生拿个证书是可以的,可绝对成不了非常突出的研究人才。当然一个社会成功的机会很多,不一定要走学术道路。

  第二个,也更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是机遇,是机会。古往今来埋没了多少天才。历史上大的流行病,我们现在讲文学史建安七子,七个人,当时一场大瘟疫死掉四个。再比如政治上的限制,我在中学时曾经做过学生毕业前的政审工作,你要知道有些人哪怕再优秀,他的家庭出身就注定了他不可能上大学。所以机遇很重要。

  第三,既然都有了机遇,那为什么有的人成功,有的人不成功呢,那就要看个人的努力,个人的奉献,要把奉献达到一种信仰的程度。这三个条件都有了才能成功。

  我有一个特点,我总是尽可能扩大我的知识面,因为我知道研究历史地理,光靠一些文科知识历史知识是不够的,还要包括理科的一些原理。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曾经工作过十几年,而这十几年时间,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对中国的社会了解的比较多。我曾经有三年多主要工作是在公检法。我当时管理我们学校中学生,学生出了问题,犯了罪被抓进去,要群众办案,因为公安局来不及,你就要跟着去办。办下来,他们说你不错就帮我们办吧。一办就办了三年。一般大学生、研究生没有干过的事情我都干过。抓犯人,押送犯人,怎么戴手铐,怎么提审,怎么写判决书,怎么记笔录,怎么和九流三教打交道,我管学生期间上海周围地方那些流氓小混混我都认识,都可以和他们打交道。家庭里出了矛盾都来找我,所以我对社会基层的比较了解。而这些工作对增长人的真正的社会知识是非常有益的。后来我当研究所长、图书馆长,开始有些人以为我就是挂个名。像以前很多馆长都是名誉的,像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九十多岁,从来不去,只有礼仪场合才出来,他都是挂名的,真正管事的是常务。他们以为我是个学者,后来才知道什么事情我都会管,能力都是积累下来的。那么在学术上呢,我也告诉大家,一切准备都是对你有益的。其实人类发展到今天,你要想靠知识取胜已不可能,真正的本领是怎么样运用这些知识,怎么样通过一定的方法找到一个前人所没有找到的角度或者理念,取得突破。那么这就需要你有长期的研究、奉献,还要有一个正当的动力。

  1986年我在哈佛大学访学的时候参加一个学术报告,做报告的人是一位著名的教授,报告什么呢?他报告的内容是中国人口史。但是我听下来很生气,他好多东西根本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且有些明明是用了中国的东西,他居然说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后来在提问环节我问了他,他很狂妄,他说:“我从来不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另一方面我想他的狂妄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到1986年为止,中国没有一本像样的中国人口史。唯一能够为人家所接受的,就是何炳棣教授在美国用英文发表的从1644年到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费正清给他做的序。当时我们国内的有关论文还是低水平的重复,甚至到了八十年代还没有一篇超过何炳棣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经达到的水平。这就使我认识到你要改变人家这种偏见、狂妄,最好的办法是拿出科研成果来。所以回国以后,我就开始了这方面研究。因为当初我的博士论文写的西汉人口地理,也是其中一个篇章,我就决定我们一定要写中国人口史。后来我们的移民史项目得到了国家社科资金资助,所以我们就先写移民史。我和我的两位合作者,首先1991年出版我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到2004年出了六卷本《中国人口史》,1997年我们出版了六卷本的《中国移民史》。这个书虽然是中文的,但是国际上各大学图书馆都有,比如日本他们编的大学本科的历史课本,其中人口就采纳了我们的著作。我们的著作被大家接受。

  所以十年前,我在哈佛燕京做学术报告,报告开始前图书馆用小车推出来五十几本书,都是他们收藏的我的书要我签名,其中就有《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后来得了教育部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移民史》得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我的《中国人口发展史》获得了首届郭沫若古代史三等奖。虽然是三等奖可我很看重。因为这个奖不是个人申报的,而且是和我老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并列获奖。我想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面那位教授当时的偏见与狂妄。尽管我们不勉强别人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但是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

  从2000年开始,我开始和哈佛大学一流的学者合作,例如施坚雅教授(W.Skinner),他曾经担任美国亚洲学会的会长,公认是这些方面的权威,还有哈佛大学的包弼德教授(Peter Bol),他也是哈佛大学的副校长,负责科研方面。那我们做什么方面的合作呢?我在和国外接触期间注意到历史地理能不能与地理信息系统结合起来。开始想到的是怎么把我们的历史地图数字化,后来接触了新的技术,新的理念后,觉得简单的数据化不足,要从头做起,要用地理信息系统来做这个事情。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我们取得共识,这将是一个世界水平的项目。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用的制图的软件,用的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是随时可以与最新的科技同步更新的,所以我们的技术与国外的先进技术是一样的,但是这些数据信息是我们特有的。比如加拿大、欧洲,他们也在做历史地图,并且把历史地图放到信息系统中间,但他们已经做成的两百年,他们的目标是提前到三百年。而我的老师他们画的历史地图集,不是两千年,是三千年。我们比他们精确的信息至少可以做到一千年,一般的级别我们可以做到两千年。那么你说这个项目谁先进?我们就有了这个目标。后来我向给校长汇报,他说你怎么就这么有把握。我说你看我们和国际最先进的机构合作,我们可以保证技术平台,保证这些软件是最先进的,我们有资料我们可以做出成果,其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这么历史悠久、丰富、基本延续的史料,他们做不出来的。我们最后做出来,我们的两千年,他们两百年,谁先进呢?而且我们合作的都是国际上顶尖的人物和单位,他们就是对项目水平做出评判的人。到我所长离任的时候,项目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了。我们这项成果不像一篇论文,没有什么争议,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把阶段性成果一个放在我们史地所的网上,另外一个放在哈佛燕京的网上。这个网在美国已经被评为三个最受欢迎的人文网站,是美国研究生必用的,他们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历史必须要用这个网站。有意思的是,美国的下载量比我们这里还多。所以那一年哈佛大学一位分管科研的副校长到复旦大学访问,他告王生洪校长,你们最有国际性影响的两个学科,一个就是历史地理。

  那我呢为什么更加幸运呢?从1980年起,领导让我做谭其骧先生的助手。因为谭先生1978年2月份发病中风,生活上不太方便,包括步行啊都还要用拐杖,生活上需要有助手。以后谭先生每次开会我都陪着,包括生活上如洗澡、上楼等都需要帮忙,但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对谭先生全面的了解和学习的机会。所以一般的研究生一般的同事都是看了谭先生已经发表的成果。而我可以和谭先生讨论他还没有发表的,还在考虑的甚至他认为失败的论题。

  谭先生继承了五四以来追求真理的传统。在他念研究生的时候,他曾经指出他的老师顾颉刚讲课中有错误。结果顾先生让他把情况都写下来,顾先生写很长的回信,承认谭先生有三点是对的,但是也批评他还有三点是错的。谭先生再和顾先生辩论,又指出顾先生还有错误,结果顾先生又接受了,还坚持他的观点。本来这是师生间书信的讨论,没想到顾先生把这些信都公开了,还把它印在教材后面作为附录,发给每一位同学,还加了一段按语,真理是要争的,“真出乎争”,现在通过我们师生这样的争,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而且我们共同得出了前人没有得到的结论。当时他们老师和同学是这样的。最后复旦学报要他们把书信和论文重新在复旦学报上发表。

  我也知道了这个过程。以后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当时一个内部刊物上写的中国历史地理大辞典上一个条目北京,我认为没有写全,我可以补充好多地方。我告诉谭先生,谭先生很高兴,说你把它写出来。事后才知道这一条是谭先生写的。我不知道是谭先生写的,我这么冒失。谭先生说:“你能够给我指出不对的地方,有什么不好啊。”谭先生也把我的信,交到这个刊物上全文发表。我的老师就是这样的气度。他一直说:“我应该超过清朝的学者,我在历史地理上面要超过钱大昕、王国维,你们要超过我,这样学术才能进步。”知道我要写中国移民史,谭先生把他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两册送给我。这两册论文最近就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展览。我们搞了一个小的展览《薪尽火传》。首先是谭先生的《中国移民史要》,接着是我的《中国移民史》,接着是我学生的毕业论文为基础的著作,有好几部都已经出版了。

  更可贵的是,当我写到西晋永嘉以后的人口南迁,读谭先生的论文《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这是谭先生二十多岁的成名之作,登在燕京学报。但是当我读里面的计算移民,我觉得谭先生的计算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他把这个移民分析出来有多少姓,来自什么地方,他推算出来一个比例,那么北方移民占南方某某地方百分之几。我跟他讲人口是动态的,迁移的过程有一百多年,那么第一代迁到南方的人,到一百多年以后,已经不是原有的数量已经要算上增加的人,现在用最后的数字来推算比例,用南迁的数字来推算比例,这都是把它当成静态的,这结果错了。我和他一讲,他发现确实错了。结果他坚持要在最后一篇没有完成的遗作(后来写了一半生病了)里面一定要加上一段话,表明其当初在移民史这一点上完全是错的,一定要加上去。

  所以我时常这样想要是我没有碰到这样的老师……你们也肯定听到过有些老师不要说超过他,你要是不把他抬到一定的程度他都会不高兴。而我们的老师呢,这么多年以前他的研究成果,而且大家都公认这篇文章是经典,而且到现在,除了我发现的这一点外,其它都被大家推崇为典范。他居然接受批评,而且非但接受,还坚持要把它公开。所以我真感到我的幸运。

  改革开放也给我了很多学术以外的机会,我辞掉所长职务的时候,王生洪校长找我说学校里希望我去做图书馆馆长。我说这怎么行呢,叫我去管图书馆,管三十多个人我都嫌,现在让我管两百多人,这怎么行?他就将了我一军,你们不是对学校有意见,一直说学校不重视图书馆,历任馆长都是理科,不懂。现在找你文科的,你又不去。我说那我考虑一下,最后还我还是接受了。临上任前书记又来找我,他知道我其他事情比较多,所里我还是教授,研究工作还要继续,我的项目还要做。他说:“你用什么方式工作我不干涉你,你不去上班也行。反正你要负全责。”那我也讲:“你要我负全责,可以,你要给我全权。图书馆是我管,我说了算。”他回答说可以,加一个附加条件,“你不许裁人。图书馆这些人,你一个都不许减少,你要等到他们自然退休。”我说可以。一到图书馆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光进过精神病院的就有三个。还有比如某老师,大家不敢碰,都传说是某某人的夫人,动不得。我都担下来了,但是我有一条以后你要塞人我不要。你要再来我受不了。

  了解情况后,我们确定我们图书馆现在要改善条件,比如我们的馆舍,交大有七千个座位,我们不到两千个。我们简陋到什么程度?有一年同学跟我反映,上厕所头要碰到梁上。我们这个建筑当初还得了“鲁班奖”哎!后来我去一量,一米八。整个馆竟然有七十二个地方梁高一米八,都是些夹层。因为当初设计的时候想不到现在孩子们都这么高了,我们的书都利用楼之间的夹层存放。那怎么办呢?有人说拆,我说这是承重墙。有人说包起来。我说包了那不就更矮了吗?最后贴条子“小心碰头”。整个馆贴了七十几个条子。

  其他方面我们可以不做,我们只做好一件事“服务”,我们是为老师学生服务的。怎么样做好?尽我们最大努力,另外就是要尊重每一个同学。

  怎么服务呢?从最基本的细节做起。我离任的时候,有记者来采访。说你做了七年图书馆馆长,你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我说我最大的成就感,是从我这里开始,复旦大学的公共厕所都放手纸了,而且北大、清华学校图书馆也开始放。清华因为不放,引起同学公愤,在网上批评说复旦能够做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学校跟他们说要多少钱,难道我们没有这个钱。我一开始阻力也很大。他们说这个钱太厉害了。我说难道我们的学生是为省卫生纸去图书馆的吗,对吧?我也采取了一点防范措施。我不是把卫生纸放在小间里,我是放在外面大厅,这样过分浪费的就会被注意到。

  这一点也许你们不知道,以前复旦大学只有几个接待外宾的地方厕所才有卫生纸,其它都没有。我就从图书馆做起。阿姨很紧张,放了两卷下午就没有了。“你继续放绝对不稀缺。等到全校都放就没有这个事儿了。”那我的根据是什么呢?我说跑到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去,他们的国立大学的厕所也是放很好的手纸的。相反我到莫斯科大学去,我90年第一次去,人家以前讲过莫斯科大学厕所里都是报纸。我去一看果然都是报纸。后来2004年我们再到俄罗斯开会,在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可以说是他们设备最好的地方,我到厕所里面发现七个位置有四个是套着塑料袋,都是坏了没有修的。这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程度,不是在于钱。我说我们中国要办一流大学,难道这一点还做不到吗?能做到。

  第二个呢?公开。怎么公开呢,我就规定,每年开过咨询委员会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预算经费全部公开,公开到办公室招待费花多少。不瞒大家说,当时校办有人跟我打招呼,这个不妥当吧?我说有什么不妥当啊,纳税人钱怎么花的,给大家知道。你能不能抽出来一点,特别是招待费,就不要列出来了。我说恰恰要列出招待费。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馆多少钱是花在买书上,多少钱是花在行政上。如果大家认为哪些地方该省的,我也尽量。这个时候八项规定还没有出来。

  我每年公布我们办公室开销多少,我这样是得罪了很多同行啊,结果后来有的人在网上骂。你这是不是自己要作秀,结果害得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有人就直截了当地说你全世界满天飞,你花了多少旅费,你为什么不公布。我说很好,你讲这个那我就公布了——总共几千块钱。为什么呢,我说都是别人出钱,不是我出钱的,你不要弄错了。比如深圳大学图书馆三十周年,要我去参加,那么当然来回机票我就通知下深圳有关同学,我有这个机会来,他说你能来我们这里做个报告那很好。我们出旅费。我根本连旅费都没有花图书馆的,都是对方的。我到时候叫对方车子送我到深圳大学去参加会议。经费公布以后,再加上其他的措施,原来复旦大学图书馆,老师同学我听到的就是骂,就是批评,但是以后慢慢就变了,从第三年开始,复旦大学进行公共服务系统测评,我们图书馆每次都是第一名。

  在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女儿跟我提出来,我们找个新颖的形式过生日好不好。她提议我们去攀登非洲乞力马扎罗山。虽然最后我们没有登顶,但是也到了四千八百米。那么这些在四十年前,甚至在二十年前,我能梦想到吗?不会,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报告的,这就是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这一切。那么在座的同学你们的机会比我更好,改革要进一步深入,进一步开放。所以你们大胆地去做你们的中国梦,你们的梦的结果一定比我的要辉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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