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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下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政策

归档日期:06-10       文本归类:姜亿华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武帝之前,“文景之治”,低税赋,养生息民,使得国库殷实。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武帝觉得时机成熟,于前133年对匈奴宣战。

  战争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大,国库消耗得很快。在这个背景下,武帝发起了财政改革:

  2.对长久的经济发展不利。司马迁对此也持否认观点。在武帝死后,盐铁会议召开,剧烈讨论是否“盐铁归民”。这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经济会议,会议纪要编撰为《盐铁论》。

  3、事实上,当时这项政策执行后,很多盐铁私商摇身变成了政府官员,增加了当时官僚队伍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官僚队伍的素质。这种做法也促使了商官合流,又势必加剧腐败和政治黑暗。

  2、由于严重增加了工商业者的税收负担,打击了他们积极性。对经济发展不利。司马迁也对此也持否认观点。

  平准法是由国家平抑物价的政策,以谋取利益的政策。根据市场上的物价,贵时抛售,贱时收购。

  均输平准,是不错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增加财政,稳定物价(防止商人囤货高价卖出,谋取暴利),还造福百姓。

  小结一下:武帝财政改革,使社会经济发展路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由“无为而治”的自由发展变为政府垄断干预。加强了国家经济一统,有利于财政收入与政治统治,但对民间私营工商业是严重的扼杀。

  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意义,后代王朝诸多采用这种经济模式。这也是资本主义很难在中国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要:汉武帝时期,西汉政府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当中,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增加政府收入,西汉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当时西汉政权的稳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汉文帝和景帝两代皇帝几十年的励精图治,西汉进入汉武帝统治时代以后,虽然汉初那种“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1]的残破凋敝景象已经不复存在,社会经济发展也有所回升,但是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初“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2]的勤俭节约做法,在军事.赏赐以及宫廷消费等方面大量增加财政开支,导致财政入不敷出,进而引发了比较严重的财政危机。如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2年)西汉政府开始同匈奴作战,此后“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赉,居者送,中外骚扰相举”,[3]西汉同匈奴的战争消耗了西汉政府巨大的国民财富。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4]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为加强北方防御筑朔方城“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5]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反击匈奴有功受到皇帝赏赐,得“黄金二十余万斤”,[6]而战争中“军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7]武帝元朔二年(前121年)赐降汉之匈奴浑邪王及其部属“凡百余巨万”。[8]到了元朔六年西汉政府已经处于“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 [9]的状况。而到元狩四年(前119年)当卫青.霍去病受赏赐时,政府的国库已经“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10]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元狩三年(前120年)和元鼎二年(前115年)汉武帝动用庞大的人力.物力两次作昆明池“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11]这一浩大工程对于当时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西汉政府在财政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币制改革便是其中的一项,汉初,废除秦代铸钱,改铸新币,由国家垄断铸币大权,法律严禁私人铸币。汉文帝时,允许私人铸钱,对社会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到了汉武帝时,重又把铸币大权收归中央,由专门的铸币机构负责铸五铢钱,对私铸钱币者处以极刑。

  另外,西汉政府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减轻财政负担,还采取了盐铁官营的措施。西汉建立以后,由于“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12]商业有了很大发展,大商人应运而生,特别是汉初曾允许私人经营盐铁,政府向其收税,但由于豪强富商垄断了盐铁业,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汉武帝时下令把盐铁业收归国有,严禁私人经营。元狩五年(前118年)大司农颜异向皇帝提出盐铁官营计划,将煮盐.冶铁之事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窂盆”。[13]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私铸铁器鬻盐者,斩左趾,没入其器物。” [14]通过上述措施,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此外,汉武帝还采纳了桑弘羊的主张,推行均输平准政策,以调剂运输.平衡物价。设均输官,负责征发.输送租赋财物;设平准官,负责官营商业。这一措施进一步打击了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使国库获得了巨额收益。史书记载推行均输平准以后,皇帝的赏赐.战争的费用“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15]

  汉武帝时还曾下达过算缗.告缗令,算缗是向工商业者征收财产税,告缗是一种鼓励揭发不如实向政府申报财产的工商业者的一项措施。这一措施给工商业者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害。元狩四年(前119年)西汉政府颁布算缗和告缗令,算缗令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16]这是对手工业者征收的营业税;“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轿车一算,商贾人轿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17]这是对有车船的(官吏除外)收的车船税。告缗令规定“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綥之”,[18]由此以致“杨可告缗遍天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19]

  西汉政权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封建社会,像汉武帝这样实行算缗和告缗,侵夺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而且还兼有抑制私人工商业发展的动因。汉武帝一朝虽然通过推行各种财政经济措施使西汉政府面临的财政拮据形势有所缓解,但是人民的负担却依然沉重,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仍旧困苦。在封建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西汉社会,大土地所有制日益发展,土地兼并盛行,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反抗西汉政府的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这同汉武帝时代西汉表面上的强盛景象是并存的,因此在探讨汉武帝时期西汉政府采取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扭转财政颓势的问题上还是应该看到其两面性的,即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政策和措施都是具有阶级性的。

  综上所述,汉武帝时期由于庞大的军政消耗和其他各种政府支出,西汉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但是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改革和强有力的措施,当时的财政危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对于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稳定和其后的“昭宣中兴”都具有着值得肯定的积极影响,而且对于后世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12]《汉书.食货志》转引自姜义华.刘泽华编《中国通史教程.第一卷,先秦两汉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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