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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现”李鸿章文献开始

归档日期:06-04       文本归类:姜亿华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约在150年前,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即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刘申宁认为,而其所谓“大变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近代化,就是社会转型,就是与国际接轨。作为近代史研究者,刘申宁曾主持编纂了39卷本《李鸿章全集》,并正在撰写《李鸿章年谱长编》和《李鸿章文电编年》。近日,文化学者、深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刘申宁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专访,回顾他的学术道路,畅谈他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李鸿章专题研究方面的体会。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复旦大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镇,汇聚了朱维铮、姜义华、沈渭滨等一批著名学者。复旦4年对您的学术道路有何影响?

  刘申宁:我是恢复高考后于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中包括周谷城、谭其骧、杨宽、汪熙等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年轻教师中优秀者则有朱维铮、姜义华、沈渭滨、樊树志等先生,现在只有姜先生和樊先生仍然健在。诸位老师中,跟我关系最近的还是朱维铮和沈渭滨先生。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主修中国近代史,朱先生、沈先生和姜先生都是我的指导老师。我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但更注重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我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功夫,当然也得益于上述诸位先生的指导。我大学时期写了一些文章,现在看起来很粗糙。大学毕业后我曾想报考华东师大陈旭麓先生的研究生,陈先生看了我的论文后说,你可以不必读研究生了,从而无缘陈门,但跟潘振平、茅海建、杨国强等陈门弟子一直关系很好。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于1993年从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深圳市委党校工作,担任过文史教研部主任、教务处长和副校长。这可能是您学术道路的一个转折点,20多年以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申宁:我1991年在山东社科院已经评定副高职称,当时全院300多人有7个国家级课题,我一个人拿下两个。1993年调进深圳市委党校,当年如果不来深圳,我也有可能去北京,或者回到复旦大学从事专业研究。但来到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发展变化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拓展了我的思路,而这些也是一个学者所需要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是《李鸿章全集》编委会的执行编委,您研究李鸿章可能用了近半生时间,您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的?

  刘申宁:1991年我为编撰《孙子集成》去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发现了特藏室两个大红木柜中存放了一批李鸿章档案。这是1948年,李鸿章的孙子李国超离开上海时,遗留下李家所有文献资料,包括李鸿章幕僚草函稿的底簿、吴汝伦编撰李文忠公文集时批改奏稿的底簿,以及大量李鸿章本人函札,这批资料后来都被当时顾廷龙先生收集到了合众图书馆,后来辗转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当我看到它们时已经封存了半个世纪。我当时找到顾廷龙先生,提出整理研究这批资料,顾先生同意了,但提出需要筹备一笔经费。我知道这批资料的价值,心情十分激动,辗转找到安徽教育出版社,该社很爽快地答应投入200万元出版经费。我的同学翁飞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我俩共同筹建了淮系集团研究中心,然后与安徽教育出版社和上海图书馆联合成立《李鸿章全集》编辑部。我们请顾老出面当主编,顾老答应了,但他已是91岁高龄,他提出请罗尔纲先生当助手,但罗老当时也已88岁,最后我提议改请戴逸先生。这样,来自京、津、沪、苏、鲁、皖和深圳等地的3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阵容庞大的编委会,我担任执行编委。《李鸿章全集》2008年出版,全书共39卷2800万字,耗费了众多学者整整17年时间,而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这批李鸿章文档占了全书内容的70%以上的分量。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李鸿章全集》出版后您又计划编撰《李鸿章年谱长编》,这是一件很辛苦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工作。全集出版迄今已逾10年,年谱长编的进展如何?

  刘申宁:我编撰《李鸿章年谱长编》至今也有20多年,书稿接近300万字,尚未完稿,因为还有大量工作要考订。我正在编撰的与李鸿章有关的著作还有两部,一部是《李鸿章文电编年》,计划300万字,已完成270万字;另一部是《李鸿章集团成员名录》,著录淮系及与李鸿章集团相关人员4000多人,全书75万字,已经完成初稿,目前尚无出版计划。我在想一个问题:今天还有多少人关心历史?关心我们曾经走过的这百多年的曲折路程?如果不能进行思考,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学术。在一个学术文化不能产生价值的时代,这些书即使出版了,又能有多少读者呢?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李鸿章与曾国藩是师徒,也是同僚,他们在洋务运动上也有承续关系,我们应该怎样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刘申宁:李鸿章与曾国藩关系密切,但两人对待洋务运动态度不尽相同,曾国藩思想相对保守,不愿接受新式武器,更缺乏近代化意识。李鸿章则公开主张要充分利用洋枪洋炮。1873年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把洋务运动推向极致,如果曾氏去世晚十年,那么洋务运动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是由曾国藩规划,李鸿章实际负责,它与广东人有很大的关系,最早由丁日昌奏请设立,后来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容闳。后来李鸿章支持及促成留美幼童运动,执行者也是容闳。

  李鸿章提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要远高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1872年李鸿章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提到“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他的所谓三千年是指西周开国到晚清,他的所谓变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近代化,就是社会转型,就是与国际接轨。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深圳的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深圳市委、市政府正在全力推进“深圳学派”建设,您认为“深圳学派”建设存在哪些有利条件,其不利因素又是什么,学者们在其中能作何种程度的努力?

  刘申宁:深圳在30多年的文化建设中做了很多普及性的工作,比如娱乐文化、打工文学,包括提倡全民阅读的读书月等等。我认为深圳市委、市政府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向高层次的学术领域更进一步。深圳虽然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但它又是一座有2000万人口,同时向国际化和现代化全力推进的城市,要培养与这座城市相匹配的一流人才,特别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方面的人才。“深圳学派”的提出是学术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新起点,但相关的工作也要同时推进,比如深圳有多少学人?还需要多少学人?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其实深圳出了许多知名学者,比如刘小枫、蒋庆、景海峰、阮炜、章必功等等。深圳要引进一流社会科学人才,要用得上、留得住,要加强组织团结协作,发挥智囊作用,这样“深圳学派”的建设才能有用武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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