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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王奇生:历史走过岔路口就不能回头

归档日期:05-22       文本归类:姜亿华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这两句可以说是大众关于“历史概念”最为熟知的两句话。确实,历史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要想从关于历史的波光诡谲与琐碎细节之中“突围而出”接近到历史事实本身,需要优秀的史学家(不仅仅限于学院史学家,也包括民间史学家)破除层层迷雾,去接近历史的第二事实。(从现象学的角度,我们只能到达第二事实)。

  历史应该是多声部的,不止一个声音,这也符合我们对于当下历史的感觉。近代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先生对于民国政治历史做过深入地研究。他将“历史比作一条有一些重要岔路口的高速公路。历史有一些重要的节点,在这些重要的节点一旦做出了选择,就只有一直往前走,必须等到下一个节点到来,才有可能再选择。”

  他在采访之中提到的很多点同样具有重要启发,例如,“就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而言,1919年的‘三二’(共产国际的成立)也许比‘五四’的影响更大” 。“和其他时期相比,抗战时期是中共政策最灵活、最接地气的时期。与同时期的其他敌后力量相比,中共确实是最得民心的。”面对不同的声音,我们可以用形式逻辑和事实逻辑进行初步的论证,而不是受到头脑中固有知识架构的束缚,屏蔽掉不同的声音。

  今天是近代史学家高华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日,搜狐文化以这篇对王奇生先生的专访作为对高华先生的纪念与缅怀:

  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1997年-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出站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聘为研究员,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的组织形态》、《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等。

  王奇生:中国史学界有“纪念史学”的传统,尤其是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喜欢逢五逢十纪念。比如辛亥革命,比如五四。

  王奇生:现在讲五四运动,通常指的是一个广义的“五四”,实际包括两个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

  王奇生: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开始纪念五四。当时李大钊说:“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近百年来,五四纪念确如李大钊所期望的,不仅年年纪念,而且一直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它新的意义。其结果是,纪念越久,叠加的“新意义”也越多,影响固然越来越深远,而五四本相反而越纪念越模糊。当今学界纪念五四的重心,实际不在学生爱国运动,而在新文化运动。通常认为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主旨:民主与科学。迅速达成了的目标容易被人们淡忘,而迟迟未能实现的理想常常为人们所眷念。

  新文化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新思潮运动。当时的做法是把西方的各种思潮、主义都引进过来,进而“重新估定(中国的)一切价值”(胡适语)。

  王奇生:回顾五四以来的一百年,有必要重新检讨五四对中国的影响。由于“五四”本身的多义性(广义的与狭义的),五四的影响也是多层面的。比如,狭义的学生爱国运动产生了哪些后续性影响?广义的新文化运动又产生了哪些后续性影响?

  其实后续性的影响也是在不断变化中。一百年来,不同时期、不同政治立场者,对五四的意义认知也不同。新文化运动在当时所产生的反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孔,一是白话文运动。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这两点都很平常,但对当时读书人的冲击是有震撼性的。一两千年来,孔夫子是读书人心目中的圣人。每一个人发蒙时都先要在孔像面前拜两拜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仪式。现在居然要打倒“孔家店”,其冲击力不亚于推翻帝制。

  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同样巨大。它意味着中国读书人延续几千年的书写表达方式的改变。别小看它的影响。一个读书人能够熟练地写出一篇好的文言文,没有十几年的功底是不可能的,而白话文写作就相对容易多了。当时白话文运动的最大受益群体是谁?是中学生。中学生还难以用文言文熟练表达,而写白话文则很快得心应手。原来能用文言文写作的是少数精英,而推广白话文后,能写文章的人一下子扩大了数倍。胡适讲过,1920年全国一下子就出现了四百多种白话文杂志,其中大部分是中学生办的。

  关于白话文运动,还需要指出一点,当时如果没有北京政府教育部的积极响应和配合,白话文运动也不会成功得那么快。北京政府教育部不仅要求全国中小学改用白话文,甚至教育部公报也刊登文章介绍新思潮,可以看出当时的教育部并不保守。

  王奇生:新文化运动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如同一列行进中的火车,而且是加速度行进的,其思想主张总体呈现不断急进的趋势。而受众亦如同旅客,不断有上有下,自始至终与其俱进者固有不少,但仅赞同其中部分主张者可能更多。如赞同反孔的人,未必同意白话文运动;同意白话文运动的人,未必同意世界语和注意字母;赞同劳工神圣的人,未必认同妇女解放;而赞同民主与科学的人,未必进一步响应社会主义思潮,而响应社会主义思潮的人,未必愿意加入。如恽代英喜欢《新青年》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福音,却不赞同文学革命;梁启超则承认资本主义不是好东西,但不认同社会主义。

  新文化运动虽发端于《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但真正形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是1919年五四学潮前后的事。而新文化运动的结束,今人多以《新青年》杂志转变为中共机关刊物为标志,其实当时人的看法未必如此。如常乃惪于1928年撰著出版的《中国思想小史》,最后一章写“新文化运动成绩”时,不仅写到了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与农动,而且写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行党化教育。1934年出版的伍启元著《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一书,堪称是第一部研究新文化运动史的专著。该书从文学革命写到了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也大大突破了当今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认知范围。而潘广镕为该书所作序言中更称:“所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者,是指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运动而言,……虽然直到如今,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怎样的结果,当然也不能说告了结束。”可见在当时人眼中,新文化运动直到30年代初期,仍在进行中,范围也大大超越了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以“民主”与“科学”为宗旨的视域。

  王奇生:辛亥革命虽然在建立新的共和方面不成功,但其推翻帝制绝对是一件重大的事情。鲁迅的《阿Q正传》曾揭示这场革命在社会底层的反响只是死水微澜,而胡适则注意到这场革命对知识精英心态的巨大冲击以及对社会上层思想解放的重大影响。胡适特别指出,帝制的推翻,究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破坏的方面成绩巨大,也因此造成了一个思想大解放的空气。这个大解放的空气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真意义。在他看来,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包括妇女解放,礼教革命,法律革命,乃至国民革命,均是辛亥革命的遗产。若没有辛亥革命的政治大解放,也决不会有之后的种种革命。辛亥革命变换了全国的空气,解除了一个不能为善而可以为恶的最上层高压势力,然后才能有各种革命的新种子在那个解放的空气里生根发芽。胡适认为,无论在当时,还是随后的许多年里,辛亥革命的意义并没有被充分意识到。大家只见到了辛亥革命之后的乱相,却未发现在无序与分裂的表象之下的巨大变迁。他说:“能有什么比经过几千年时间检验的帝制更有力量,也更具持久性呢?如果皇帝都能被时代的洪流扫除,那就绝无其他貌似神圣的东西能在新思潮及其实践的冲击下岿然不动。”正因为此,辛亥之后,一切都去神圣化,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一样能逃过刨根问底式的批判与质疑。这是一种真正的思想大解放。胡适的话,很好地阐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历史关联。

  搜狐文化: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奇生:教科书上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原来被西方列强所占领的中国市场空出来了,所以中国的民族企业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但若仔细探究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只是当时中国舆论的一种美好期待。中国民族企业并没有很好地抓住这个机会。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基础太差,建造工厂需要的机器必须从欧洲进口,但是东西方之间的航路因为战争而中断了,无法从欧洲买到机器,工厂建不起来。所以一战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实际是一个“神话”。只有原来有一定基础的棉纺织企业在一战结束后的几年有过一个短暂的发展。

  王奇生:一战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思想层面。简单地说,一战引发的西方文明危机,导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破产的声音甚嚣尘上;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示范效应,导致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产生群体性的好感。据张东荪观察,“当欧战未终以前,中国人没有一个讲社会主义的;欧战完了,忽然大家都讲起社会主义来了。”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促使五四知识分子厌弃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转向“互助协同”的社会主义。当时思想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无人敢言社会主义的坏处而说资本主义的好话。周佛海即注意到,当时国内出版物上看不到反对或怀疑社会主义的文章,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受到中国知识界的一致厌弃。“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从此在中国声名狼藉。

  人们爱将历史比作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我更愿意将历史比作一条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特点是它有一些重要的岔路口。一旦选错了岔路口,无法倒车,中间也不可能改道,只有等到下一个岔路口才能重新选择。而历史也有一些重要的节点,在这些重要的节点一旦做出了选择,就只有一直往前走,必须等到下一个节点到来,才有可能再选择。对中国来说,1919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五四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均是这一重要节点的组成部分。但同时还要注意到,这一年的3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共产国际成立后,派人到世界各国去帮助建立。多数国家的都是在1920年到1925年这段时间建立起来的。就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而言,1919年的“三二”也许比“五四”的影响更大。“五四”的目标直到今天尚未完全实现。

  王奇生:从中共的发展来看,1949年以前,有两个时期最关键:陈独秀主导时期和主导时期。如果说领导中共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话,那么陈独秀为幼年中共的成长与崛起功不可灭。如果放在整个国际运动里面去观察,中共早期其实是非常成功的。在1921-1927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中共成长为一个拥有近5.8万党员,3.7万团员的组织,还有在其领导下的290余万工会会员、900余万农会会员和15万童子团,其组织触角辐射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各阶层民众。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很少有这么好的势头。学界可能整体低估了陈独秀时代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中共早期崛起的一个关键原因,跟陈独秀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国家在早期就没成气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国家的在建党初期,没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做,各自成立山头,很快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中。而在中共恰恰是由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做。如等一批知识青年党员很早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对陈独秀无比敬仰,不会也不可能去挑战陈独秀的领袖权威。

  这一点对一个革命党的早期成长非常关键。若比较一下孙中山领导革命的经历就更加明显。同盟会时期,缺乏有效的统一领导。同盟会本身只是几个革命小团体的松散联盟。孙中山后来感慨说,自同盟会时代起,“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为条件”,仅以主义号召同志,党员有类散沙,“则等于傀儡”。党内对革命宗旨与方略一直存有分歧。孙中山的地位也一直受到挑战。尤其是二次革命失败,孙认为根本原因是“厨师太多,煮糟了汤”;表示自己今后要做“真”,不想再做“假”,并说“先要战胜同志,方能战胜敌人”。1914年孙中山重建中华革命党时,乃要求党员向他宣誓并押手印表示服从。孙强调革命党内不能争平等自由,党员必须服从,并认为治国应重法治,而治党应重人治。孙中山所称的“治党”对象是指革命政党。革命政党与议会政党完全不同。议会政党是在既有政权的框架内和平竞争。而革命政党的目标是要暴力颠覆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所以议会政党必须在民主的前提下竞选,而革命政党只有集权才能取得胜利。这些都是孙中山领导革命所得的经验教训。相比之下,陈独秀领导中共时期没有孙中山那样的遭遇。过去批评陈独秀有家长制作风,但对一个革命党来说,有一个超凡魅力领袖很关键。中共早期没有派系,很大程度上恰是因为陈独秀的个人声望与魅力。

  王奇生:中共早期的成功,主要表现在党自身的组织建设与群众运动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初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但一两年后,中共反客为主,很快控制了的中下层组织,以至于陈独秀很自豪地说,中共“包办”了的组织。“容共”几乎变成了“容国”。

  中共还特别擅长于群众运动。陈独秀时代的是一个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纯粹以宣传组织动员群众为目标的革命党。从工、农、学,到青、少、妇,如此范围广泛、规模宏大的群众,在短时间内被纳入到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中并有效动员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奠定了其群众运动的基本模式与路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积累了丰富的策略、经验与技巧。因此,探究中共的群众运动,有必要追溯陈独秀时代群众运动的起源及其机制。

  王奇生:陈独秀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家,但不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陈独秀毕竟是一个书生。很难想像,若中共一直由他领导,革命能否最终取得成功。

  导致1927年中共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没有掌控武力。在此之前世界革命的基本模式,无论是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暴动型革命。暴动型革命一般是没有职业革命武装的。中共后来的根据地型革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中共早期的革命路径也是暴动型革命,即先将党自身建设好,然后组织动员群众,等待革命时机,伺机暴动。如上海的三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秋收暴动等一系列暴动,均是如此。

  这也跟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直接关系。当时莫斯科的想法,必须把党建好再建军队,如果党还不健全的时候就把军队建立起来,军队有可能失控。一定要先把党建设好,才能够确保党指挥枪。虽然第一次大革命中共失败了,但是确实积累了很多党的建设经验,等到27年以后开始建军,中共始终能够做到“党指挥枪”。而不一样,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建立党军,并做为自己的权力基础,而党权始终被虚置,长期形成“枪指挥党”的局面。

  从短期看,中共因忽视军事而遭致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但从革命长程观察,中共注重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实际具有全局性的意义。若以1927年为视点,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显然是中共早期革命顿挫的要因;若以1949年为视点,则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又可以说是中共革命最终成功的关键所在。

  王奇生:陈独秀之后,到执掌党的最高权力之前的这段时间,是中共革命的低潮阶段。导致革命低潮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缺少一位得力的是关键所在。再次反证革命党的成功必须要有一个超凡的领袖权威。所以建立领袖权威是正当的。中共最后的胜利确实跟的正确领导有直接的关系。确实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但是仅仅靠玩权术是不可能领导中共革命取得胜利的。而能够成长为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独秀在建党之前就已经是全国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他亲手建党并担任党的领袖是很自然的事。而则要从众多同辈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成长为一个具有非凡魅力的领袖,这个过程就非常艰难了。

  从长征遵义会议,到抗战时期延安整风,每一步的成长都不容易。其中1938年撰写《论持久战》,对在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也很关键,不可轻忽。在此之前,党内尽管有不少人承认会指挥打仗。但认为毛的战略战术不过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上学来的。那时党内很崇拜理论,说不出一套理论是很难在党内树立权威的。《论持久战》出来以后,党内很多人发自内心对产生敬仰,认同不仅会指挥打仗,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

  王奇生:毛写《论持久战》不是站在中共的立场,而是站在全国抗战的立场来论述抗战战略的。今天的人回看抗战的历史,因为知道了这场战争的结局,所以心情非常轻松。与当时人那种濒临亡国的焦虑感和“末日感”完全不同。一年左右的时间,北平天津沦陷,上海杭州沦陷,首都南京沦陷,后来武汉、广州沦陷,中国稍发达地区几乎全都沦陷了。中日实力太达悬殊,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的自信心早已被日本人彻底打灭了。虽然报刊舆论为鼓舞民心士气,尽力慷慨激昂,实则举国上下,一片悲鸣。看当时人留下的私密性记录(日记、书信),表达的多是一种绝望感,没有人看好战争的前途。吴宓的日记里记录,卢沟桥事变不久,陈寅恪跟他私下聊天说,这场战争中国肯定会失败,还不如趁早跟日本求和,“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这种看法在当时的知识界和精英层很普遍。写《论持久战》,既批判“亡国论”,也批判“速胜论”。以我目前所搜集的有限史料看,“亡国论”当时很普遍,“速胜论”几乎没有看到。

  王奇生:认为,中日实力固然悬殊,但是中国不会亡国。他说日本是“小国寡民”,中国是“广土众民”。这一条就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最多只会“亡城、亡路”而已。也就是说,日本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道路,中国的广大农村日本是无法全部占领的。而广大农村正是中国抗战的复兴基地,也因此决定了中国可以持久抗战。这样的判断,今天看起来似乎很平常,而当时却很少有人能够深切认识到。

  王奇生:当时文武高层大多悲观,主和的声音非常强烈,而蒋介石的战略则是“苦撑待变”。他的基本判断是,中日两国交战,中国自然无法战胜日本,但这场战争一定会演变成为一场世界战争,而这场世界战争首先会在日、苏之间打起来。只要这场战争发展成为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就有希望。以“后见之明”的眼光看,这样的判断也很平常,但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应该承认,自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是始终坚持抗战的。当时他是国家最高统帅,掌握和战最高决策。八年抗战坚持下来,他功不可没。

  蒋介石判断日本跟苏联会打起来,并非臆测。从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一直把俄国和后来的苏联作为它的战略假想敌,它的军事训练与武器装备,都是以对付苏联而准备的。只是后来形势变化,日本没有北上攻苏而是南下与美国开战。而蒋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以及政略构想大体是正确的。

  搜狐文化:抗战时期是执政党,领导抗战取得胜利,应该是最得民心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抗战结束后三四年就垮台了?

  王奇生:决定国共最终胜负的因素相当复杂,但如果只关注国共内战本身,是难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快就崩溃的。中共在抗战后期的发展壮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国共内战中的胜算。中共在华北、华东建立根据地,一步一步发展壮大,并非没有竞争对手。敌后并非真空地带,除了日本军队,还有大量的伪军和地方武装存在,后来国军也有大量部队派到敌后去了。实际上是多种武装力量在敌后跟中共争地盘。大家都知道,争地盘必须争民心,不仅仅中共在争民心,其他力量同样也在争民心。简单地说,和其他时期相比,抗战时期是中共政策最灵活、最接地气的时期。与同时期的其他敌后力量相比,中共确实是最得民心的。

  王奇生:延安整风有广义和狭义。狭义的延安整风专指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而广义的延安整风包括连续进行的三个阶段:整风、审干和锄奸。应该说,狭义的整风对中共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问题主要出在审干和锄奸的扩大化阶段。

  王奇生:高华是我的朋友。他无疑是一位优秀的史家。尤其对高层权力斗争的解读,他的眼光很敏锐,能看出权力斗争的一些蛛丝马迹来。权力斗争大多在幕后进行,也很少留下文字记录。史家很难对历史上的权力斗争进行实证性研究。研究过程中难免有主观的推断,这种推断有时是合理的,有时难免会推断错,或者推断过度。另外,仅仅从高层权力斗争的角度去解读延安整风,显然是小看了这场运动的复杂性。由于相关档案尚未开放,有关延安整风的复杂性还难以完全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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